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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馨轩

以小人之心 行君子之事

 
 
 

日志

 
 

七夕略考  

2017-08-28 07:49:49|  分类: 【节日祝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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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故事考

七夕略考 - 夜风 - 德馨轩  

文本探讨了牛郎织女故事的天文学渊源,揭示了这一故事与七夕之间关系的来历,并证明七夕原本完全是一个农时节日,无关乎爱情与婚姻,更非什么中国的情人节。七夕:牛郎织女,农时节日。

七夕略考 - 夜风 - 德馨轩 

 

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家喻户晓,广为流传,被民俗学者誉为中国四大传说之一。这个故事的大意是说,古时候有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叫牛郎,从小没有父母,家里很穷,天上的七仙女可怜他,就下凡到人间跟他成了夫妻,夫妻俩男耕女织,恩恩爱爱,小日子过得很美满。王母娘娘闻知七仙女私自下凡,勃然大怒,派天兵天将把正在织布的七仙女掳回天上。牛郎闻知,用担子挑起自己和七仙女的两个孩儿,披上老牛的牛皮,腾云驾雾,在织女后面追。眼看就要追上,狠心的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簪子,在牛郎眼前划了一道,一条烟波浩淼的大河横在牛郎面前。从此之后,牛郎和织女,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可望而不可及,只有在每年的七夕这一晚,才能相会一次。王母娘娘画出的大河变成了天上的银河,而牛郎和织女则变成了银河两边的两颗星星。牛郎在河东,他的两边对称地有两颗较暗的星,则是他挑着的一对儿女。织女在河西,也是一大两小三颗星,三星组成三角形,正像纺车的形状。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如此动人,这个故事的流传又是如此久远,而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故事把人间的悲欢离合和天上的星象联系起来,透露出一种其他民间故事所没有的神秘气息和传奇色彩。因此,这个故事自古以来就引来学者的好奇,近世以来,更有中外学者为探究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作了不少文章,但这些文章对于这个故事的起源的解释,皆难惬人意。这些文章大致把这个故事的起源归因于古人的耕牛崇拜、蚕桑崇拜或者星辰崇拜,甚至有日本学者因为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在银河边上,因此说这个故事起源于古人的河神崇拜,可谓善于联想。且不说所谓耕牛崇拜、桑蚕崇拜、星辰崇拜等等本身可能就是现代人对于古人的无中生有的想象,这些解释尤其不能让人满意的一点是,他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偏偏是七月七?古人为什么要把牛女故事跟七夕联系起来?就算古人果真崇拜耕牛、桑蚕以及星辰,就算牛郎织女故事果真源于诸如此类的崇拜,可是古人为什么只有到了七月七这天才崇拜呢?实际上,这些学者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古代七夕民俗中有耕牛、桑蚕崇拜的材料。七夕民俗中诸如乞巧、浮瓜等等事项,与耕牛、桑蚕毫不相干。而且,这种解释更没有说明,古人为什么把人间儿女的爱情故事和天上的星辰联系起来,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在满天繁星中,古人偏偏选中这两颗星而不是别的星星。

七夕略考 - 夜风 - 德馨轩

牛郎织女的名字,《诗经》时代的诗人们就已经形诸歌吟。只是那时候的牛郎,还不叫牛郎,而叫牵牛,《诗经·小雅》中的《大东》,是一则征夫之歌,一个久离家园的西周男子,黉夜行脚,举目四顾,银汉横斜,繁星满天,在诗中一口气给我们报出了6个星星的名字: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诗中的汉即银河,而织女、牵牛、启明、长庚、天毕、箕、斗都是星名。可见早在西周时期,那两颗星星就获得了织女和牵牛的名目了。而且,诗称织女“不成报章”,又谓牵牛“不以服箱”,可见当时民间已把织女星想象成了一个纺线织布的女子,牵牛星想象成为一个牵牛拉车的牵牛郎,而且,织女和牵牛并举,也隐隐流露出两者之间脉脉相望的关系。可以想象,在这首诗歌被形诸笔墨之前,可能早就有关于牵牛织女的故事流传民间了。

但从这首诗中,我们无法找到牵牛和织女与七月七关联的线索。七月七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古人对星象的关注,也主要是源自星象对于时令的标示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到华夏先民的时间知识或者说岁时知识中去寻找七月七与牵牛织女星之间的关联。古人务农,甚重农时,《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一篇最古老的华夏时间知识文献,其中系统记载了古人的农时知识,详细叙述了夏历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农事活动以及与不同时令对应的物候、气象和星象。其内容和作用,就相当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在《夏小正》的七月和十月记事中都提到织女星,十月与我们的话题无关,撇开不谈,且看其七月怎么说:

七月,秀雚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荓秀。汉案户。寒蝉鸣。初昏,织女正东向。时有霖雨。灌荼。斗柄悬在下,则旦。

其中,“秀雚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荓秀”、“寒蝉鸣”、“灌荼”所言皆为七月物候,“时有霖雨”,言气象,而“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向”、“斗柄悬在下,则旦”则言星象。

“汉案户”,汉谓银河,银河横斜,随星空而回旋,一年当中的不同时间,银河的走向各不相同,古人因此根据银河的走向判断时节,当看到银河从南到北横亘夜空,银河的下端正好对着门户的时候,古人就知道,到了七月了,该是夏去秋来的时候了。

“斗柄悬在下”,斗指北斗,上古时期,北斗七星靠近北极,璀璨的北斗星回旋于天,就像一个指针,向大地苍生肇示着岁月的流逝。故《史记·天官书》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一方面,由于地球的公转,一年当中,斗柄随季节的轮回而指向夜空的不同方向,因此,在夜晚的同一时刻仰观斗柄的指向,可以判断季节,另一方面,随着地球的自转,斗柄在一夜当中也随时辰的流逝而回旋,因此在一年的特定季节,观察斗柄的指向可以判定时辰,“斗柄悬在下,则旦”即谓此,意味到了七月,夜里只要看到北极的斗柄垂下来指向北方(下),就知道天该亮了。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在拂晓前看到北斗的斗柄垂向北方,就知道该是初秋的七月了。

大概是因为七月处在夏秋之交,因此在时令上特别重要,因此,《夏小正》的作者对于七月的天象言之特详,除了银河的走向和北斗的指向之外,又刻意提到织女星象,而正是这条关于织女星的记载,再清晰不过地向我们透露出牛郎织女与七夕之间关系的消息。织女星由一大二小三颗星星组成,其中织女一星为0等星,为全天第五亮星,在北方高纬度夜空则是最亮的一颗星星。并且,由于织女星纬度较高,一年中大多数的月份都看得见,因此,高悬天顶、璀璨夺目的织女星肯定早就引起古人的注目,并根据它的方位变化作为观象授时的依据之一。而根据天文学者的推算,《夏小正》时代七月份的黄昏,织女星恰恰升到了一年当中的最高点,即到了夜空靠近天顶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颗皎洁的明星,正处在人们的头顶上。织女三星成三角形排列,“织女正东向”的意思是指由两颗较暗的星星形成的开口朝东敞开。“七月……初昏,织女正东向”,每当黄昏之后,农人们仰望头顶的夜空,总会看到明亮的织女星最先出现在深邃的天幕上,散发着柔和的星光,由两颗较暗淡的小星形成的织女星开口朝向正东,便知道七月到了,秋天来了,该是准备收获的时候了。

织女星朝向东方,东方是什么呢?《夏小正》没说,但古时候的人们只要抬头看去,就会一目了然,黄昏的夜空,在织女的东方稍偏南的地方,在“河汉清且浅”的东岸,不是别的,就是那颗让织女朝思暮想,只能在七夕一会的牵牛星。牵牛和织女分居银河两岸,到了初秋夜晚,由于银河正好转到正南北的方向,直直地穿越头顶的夜空,因此,这个时候,分居河两岸的牵牛和织女正好一东一西,隔着银河,遥遥相望。说到这里,牛郎织女的故事不是呼之欲出了吗?七月黄昏,夜空中这种银河直贯南北、织女高悬天顶、牛女相映成辉的的景观肯定给古人留下深深的印象,而“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意象自然就是从这种天象演绎而来。

我们甚至可以由《夏小正》关于织女星象的记载,根据岁差原理,大致推算出牵牛织女故事起源的时间。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有《〈夏小正〉星象》一节,专论《夏小正》星象纪事的年代,综合关于《夏小正》各条星象纪事的推算,他认为“这些纪事,可以说都是表示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星象”。(陈遵妫,1984:690,692)而这正是古史传说的夏代,正跟《夏小正》之名吻合。由此可见牛郎织女故事之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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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故事还没有到此为止。上面的这一番分析,只说明古人为什么会在七月关注牵牛和织女,足以把牵牛织女的故事和七夕联系起来。但是,在满天繁星中,织女和牵牛同其他星星一样,除了亮一些之外,在造型上并无特异之处,它们的形象造型和构图并不足以让人们把它们与织女和牵牛之间发生联想,那么,古人为什么单单对这两个星象情有独钟,替它们命名,赋予它们人格和故事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把其中的一颗想象为纺织娘并命名为织女,把另一颗想象成牵牛郎并命名为牵牛?

命名源于意义,人们对事物的命名,基于这个事物对他的意义,而辉映夜空的星象,对于人间的意义,主要是在于其授时功能,即作为时间标示的作用。星空迷离而邈远,人类之所以仰望星空,首先是因为斡旋天幕的群星,昭示着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轮回,也标志了节令的转换和农时的早晚,因此,星象对于古人的意义,主要在于其时间性。《易传》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皆谓此意。此理古今中外皆然。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创世记》说,上帝开天辟地创造万物之后,就在天上布置群星作为划分岁月时日的依据,“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可见,希伯来人也是从时间性角度认识和理解星空的。名本乎义,星象因时取义,故由时得名。明乎此理,则应该从星象和农时的关系入手,探究牵牛和织女的来历。

如上所述,在《夏小正》中,“织女正东向”,和牵牛隔河相望,是七月到来的标志。七月处夏秋之交,一入此月,则暑气渐消,凉风乍起,天气开始变凉,这个时候,女人就要开始忙碌了,纺线织布,准备寒衣,迎接即将到来的肃秋和严冬。《诗经·豳风·七月》开篇就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就道出了此意:“七月流火”,黄昏时候,大火星开始向西方地平线坠去,表明秋天开始了,“九月授衣”,九月已是万物萧杀的晚秋,该是穿寒衣的时候了。九月授衣,则必须八月裁制,那么,七月,就该是纺织娘们飞梭织布的时候了——《七月》通篇皆言时令,它其实就是周代豳地流传的农时歌谣,而此诗起首就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引出,并谆谆告诫,“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表明这首诗就是一首流传于纺织娘之口的歌谣,诗中又说“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女子的唇吻声腔犹然在耳,可见此诗出自女性之口,讴歌的主要是女子一年到头的劳作和悲欢。诗的前三章,都是以“七月流火”起兴,表明这首歌很有可能就是古时候的织妇们在七月萤火明灭的夜晚,在灿烂的星光下,一边摇动纺车织布,一边反复吟唱的。天上,织女星光璀璨,地上,纺织娘浅唱低吟,人间天上,相映成辉,那颗照耀着人间纺织娘劳作的明星,因此就被赋予了织女的名称,成了人间织女的守护神。

伴随着七月的纺织娘唱歌,还有那些天生会弹琴的秋虫,《七月》中的纺织娘唱道:“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斯螽”是一种蚱蜢,“莎鸡”不是鸡,是纺织娘,“蟋蟀”就是促织,纺织娘和促织一般人往往不加分别,这里我们也不需要严加辨别。这些卑微的生命,潜隐于草柯土块间,尤其是蟋蟀,整个夏天都无声无息,人们几乎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但是,一入秋天,它们就开始了天籁的鸣唱,而且随着天气渐冷,它们为了取暖,逐渐偎近人的居屋。“七月在野”,七月开始在野外远远地自在放歌;“八月在宇”,八月已经来到了屋檐下唱起夜曲;“九月在户”,九月就进了人家的门户殷勤弦歌了;“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严冬来临,蟋蟀已经登堂入室蛰伏过冬了。这些秋虫的歌声陪伴着纺织娘的劳作一起兴歇,一往情深地为纺织娘的夜歌伴奏,因此,它们也就获得了促织和纺织娘的雅号。纬书《春秋考异邮》称:“立秋趣织鸣,女功急趣之。”《易纬通卦验》也说:“蟋蟀之虫,随阴迎阳,居壁向外,趣妇女织绩,女工之象。”就一言道破促织得名的缘由。“促织鸣,懒妇惊”,诸如此类的谚语一直流传在民间。秋夜的虫唱,正如闺中的夜作、天上的织女一样,也曾引起古代诗人无边的惆怅。“秋风嫋嫋入曲房,罗帐含月思心伤,蟋蟀夜鸣断人肠,长夜思君心飞扬。”(汤惠休《白纻舞歌诗》)七月始歌的蟋蟀被称为促织、纺织娘,也足以证明七月是女工夜绩的月份,从而说明织女星得名之缘由。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我们谈的原是七夕,而上面喋喋谈论的却只是七月,这一切,又与七月七这个特殊的时日何干?其实,七夕和织女的关系,表明它原本只是一个标志秋季开启、女工伊始的日子,是根据物候和星象确定时令,其来历肯定可以追溯到成文历法产生之前很久的史前时代,即观象授时的时代。天文学家根据天文学的岁差原理推算,认为以织女作为七月星象的习俗可以追溯到距离现在五六千年之前,而这也就意味着,也许那个时候的华夏先民就已经在讲述着牵牛织女的故事了。这个时期,既然没有成文历法,因此,也不可能给这一天规定一个确切的日期,而只能在每一年夏秋之交根据天象和物候大致确定,因此,这个时候人们肯定已经认识到织女星和促织的纪时作用,但肯定不会有七月七这样一个日期,也不会有七夕的概念,当然更不可能把织女和促织跟七月七联系起来。只是后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历术的成熟,有了成文历法,才可以用数字明确地标定日期,这个节日才可能在历书中被固定在一个确切的日期。直到这时,牛郎织女的故事和诗意才会和七月七这个特殊的日子建立起扯连不断的因缘。现存的史料也表明,七月七的字样只有在东汉之后的文献中才屡屡出现,而七夕故事和诗歌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才丰满起来。

七夕节乞巧风俗,显然就是源于其与入秋夜绩、女红劳作之间的关联。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七夕之后,妇女开始纺绩裁衣,因此在这一天陈设针线,祈求心灵手巧,既是一种郑重其事的仪式,也是一种劳作季节开始前的心理准备。正是凭借着这种年复一年的乞巧仪式,牛郎织女的故事才代代相传,流传人间。

《荆楚岁时记》说七夕乞巧时要“陈果瓜于庭中以乞巧”,此外,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晋代周处《周处风土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皆记载有七夕乞巧陈设果瓜祭献牵牛织女的习俗。七夕何以必须陈设瓜果?有学者从瓜果联想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的诗句,说这种活动象征女性崇拜或生殖崇拜,这未免太“即空见色”,想入非非。其实,这种习俗并无什么神秘意味或象征意味。七夕之所以刻意陈设瓜果,不过是因为七月之时,正是瓜果成熟的时候,《七月》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通“瓠”,即葫芦,又云:“八月剥枣”,《七月》之诗旨在叙农时,诗中特意提到食瓜、剥枣,可见我们的祖先自古就重视瓜、枣成熟的时令意义。七月之后,瓜果飘香,因此,妇女们于七夕聚会之际,陈设瓜果,作为祭祀牛、女的应时之物。其实,这些瓜果名义上是供神,最后终究还是被聚会的人间儿女们自己享用了。正因为七夕与瓜果之间的时令关联,因此,汉代纬书《春秋合诚图》说:“织女,天女也,主瓜果。”(《开元占经》引)则在古人心目中,织女俨然成了瓜果的象征。中国传统星象图中,在织女的东边,牵牛星附近,有一组星的名字叫瓠瓜(即西方星图中的海豚座),瓠瓜边上还有一组更暗的星叫败瓜,显然也是古人用为瓜果成熟时节的时间标志的,古人当黄昏之际看到这个星象出现在头顶时,就知道该是断瓠剥枣的时候了,而败瓜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不及时采摘,瓜果就会颓败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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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夕故事中,织女和牵牛是密不可分的,以上我们说明了织女一名的来历,那么,牵牛星又是由何取义,有何来历呢?

牵牛之名,未见于《夏小正》,却出现于华夏先民时间知识的另一个重要文献《月令》之中。《月令》载于《吕氏春秋》、《礼记》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之中,其内容和形式都与《夏小正》大同小异,也是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叙述每个月的天象、物候、农功、仪式等等。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把周天沿赤道附近的星带分为二十八宿,即二十八个星象。一年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二十八宿周回于天际,因此根据每天黄昏或黎明出现于正南方的星象,就可以了解时序之推移,《月令》于每个月皆记载其昏、旦中星(即黄昏和拂晓见于正南方的星),即此意。其中仲秋八月的黄昏中星就叫牵牛,“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但是,此牵牛却非彼牵牛,不是那个在银河东岸跟织女隔河相望的牵牛,而是指二十八宿的牛宿。

原来,银河边那个牵牛,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河鼓,《史记·天官书》说:“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其所谓牵牛,指二十八宿中的牵牛,而其所谓河鼓,才是银河边的牵牛,故《史记索隐》引《尔雅》说:“河鼓谓之牵牛。”《乐府诗集》录有一首题为《东飞伯劳歌》的古歌辞,其首句即说:“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这里与织女相提并论的“黄姑”显然只能是牵牛,而诗称之为“黄姑”,“黄姑”即“河鼓”之讹音。银河边的牵牛何以一星而二名,既谓之牵牛,又谓之河鼓,而牵牛之名又何以一名而二星,既指银河边的河鼓,又指二十八宿中的牛宿,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曾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上一段不大不小的公案。

尽管各家对此现象的解释各有千秋,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银河边的牵牛(即河鼓)才是真正的牵牛、最早的牵牛,先民们最早所关注的是这个牵牛。二十八宿中的牛宿亮度很低,一开始不会引起古人的关注,因此也不会获得命名而被称为牵牛,只是后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随着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由于原先的牵牛星位置比较靠北,远离天球赤道,而为便于观察,二十八宿必须位于赤道附近,因此,后来的天文学家就在牵牛的南边临近赤道的星空中,找到另一组星并命名为牛宿,取代了原先的牵牛。而为了区别,原先的牵牛就被赋予了新的名字,因其所处的位置,近于星官图三垣之一的天市垣,背靠天市左垣(城墙),前临浩渺银河(护城河),正处于扼守河津、护卫天市的要塞重地,因此,就被视为守护天上城池的天兵将领,故名之为河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诗经·邶风·击鼓》)鼓者,军之号令也。河鼓的此种象征意义,《史记·天官书》言之甚明,“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河鼓为上将军,而所谓“左右将”,指分别一南一北夹持河鼓左右的左旗和右旗两组星,实为上将河鼓麾下的左将军和右将军。

中国古代天文图,在地成形,在天成象,在野象物,在朝象官,此种人间朝野文武一统星空的天官系统,是中国古代一统江山的封建王朝在天上的投影,其产生不会很早,其基本定型则不会早于战国时期,《史记·天官书》的星空体系其实就是综合战国时期天文学家所定星图的产物。列星随旋,四时流转,先民们对于星空的关注,首先为了观象授时,因此,体现授时意义的星名肯定早于此类政治星官名称,明乎此,可以推断,河鼓之名肯定为后起,是战国星官体系建立之后所改,牵牛才是其固有之名。

那么,银河边的这颗星何以被命名为牵牛呢?《史记·天官书》云“牵牛为牺牲”,意为牵牛象征牺牲,牺牲指诸如牛、羊之类在祭典上宰杀献神的牲畜。《天官书》所谓“牵牛”,所指自是二十八宿之牛宿,但却也足以表明,牵牛一名的意义是源于牺牲,而这也就意味着,银河边的牵牛亦取义于牺牲。《月令》就提示出牵牛之得名与牺牲之间的时间因缘。牺牲的饲养生长有一定的周期,每一阶段,针对牺牲,都要举行一定的活动,对此,《月令》中有明确的记载:春天,万物孳乳,牲畜繁育,故到了暮春三月,需要统计幼畜的数量,“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六月,夏秋之交,草木丰茂,刍秣收割,故“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臣民贡献牧草以为养牲之饲料;八月,仲秋之月,正是动物膘肥毛丰的时候,于是天子“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巡视牺牲,察其体量毛色,合规中度的牲畜才能用为牺牲——各种祭祀所需牺牲的毛色、尺度和数量,礼有明文,“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礼记·郊特牲》);九月,暮秋之月,牺牲已经长成,故“牺牲告备于天子”;到了腊月岁末,就该是宰牲祀神,举行一年一度的郊天大典的时候了,于是,天子“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诸神降临,馨享牺牲,降福穰穰,给芸芸众神带来太平和吉祥。八月“循行牺牲”,载于《月令》,表明其被古人视为牺牲饲养周期中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而此时昏见南方的中星,作为视牲之月的时间标志,被命名为牵牛,可谓顺理成章。也就是说,牵牛星之名牵牛,不过是因为古人以之作为牵牛视牲之月的时令标志。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上文的分析,织女为七月之星,被作为秋天到来和女工伊始的标志,而牵牛为八月之星,被作为视牲和祭献的标志,两者时间不同,事义亦别,似乎毫不相干,岂不是与七夕故事和民俗中两者息息相关的关系相矛盾吗?其实,当七月,织女星升上天顶并垂顾人间织妇之时,牵牛星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牵牛与织女之间,盈盈一水,原本相去不远。七月过后,当一度高悬天顶的织女离开天顶向西倾斜时,牵牛星就后来居上,升上了最高点了,岁序也随之进入仲秋八月。多情的牵牛就是这样在织女身后紧追不舍,然而天命难违,这对生死冤家之间永远间隔着那段咫尺天涯的时、空距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综上所述,可见七夕故事和民俗的各个主要环节,都可以由其与岁时的关系得以解释:织女之名织女,因其为纺绩之月的标志;牵牛之名牵牛,则因其为视牲之月即八月的标志;当此夏秋之交,织女星和牵牛星先后双双升上中天,隔河相望,牛女七夕会银河的故事即由此而来;七夕穿针乞巧,不过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纺织季;乞巧之时陈设瓜枣,则是因为此时正是瓜枣成熟的季节。至于民间传说中,因为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之后,分手之际,织女都会伤心落泪,因此,每到七月七,天上就会飘下一阵绵绵细雨。七夕的雨水自然不是织女的泪水,七夕之所以多雨,不过是因为初秋七月,正是副热带高压向北移动导致华北连绵秋雨季节开始的时候,《夏小正》说:“七月……时有霖雨。”《月令》六月云:“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七月云:“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可见古人早就对夏秋之交多雨的气候特点了然于心。总之,七夕故事的每一个关目都能在古人的时间感中找到源头,天上的星星、地上的鸣虫、人间的织女、初秋的阴雨以及成熟的瓜果,都因其在时序中的同时呈现而被联系起来,被赋予相同的时序意义,被编织于同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时间性对于人类知识和叙事的奠基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时间,作为大自然恒久不变、周而复始的节律,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计作息,也引导着人们的认识和叙事。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时间与其说是人类认知和度量的对象,不如说是人类理解和度量万物的可能性条件。时间川流不息,万物生生不已,世间万物都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浮隐现,并因此进入或者退出人类的生活和视野,因其在时间这一宏大节律中所出现的不同关口,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被归于不同的认识范畴,被纳入不同的故事情被纳入不同的故事情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时间,或者说大自然的节律,就是造物造化众生的脚本;“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传》),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就是这个脚本搬演的舞台;“天地缊,万物化醇”(《易传》),物类熙熙,众生纷纶,则是这个舞台上周而复始重复上演的戏剧。每年七夕,牛郎织女天河会,不过是这场戏剧中一个哀婉多情的片段而已。

七夕故事和风俗的时间性,表明它原本只是一个秋天的节日,七夕故事所蕴含的意义,也不过是时令转换、秋天开始的消息。尽管有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但七夕却初与爱情无关。七夕,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日,拉开了秋天的序幕,而秋天的戏剧永远是令人伤感的悲剧,秋风起兮,繁华落尽,万物萧条,令人黯然神伤。因此,七夕与其是情人的节日,不如说是一个伤情的日子,与其说是一个令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日子,不如说是一个自古多情伤离别的日子。七夕非爱情的季节,因此,在古人的观念中,七夕对于婚嫁,并非一个吉利的日子,牛郎织女的爱情,也并没有花好月圆的意味。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占卜简书《日书甲种》就有以牛郎织女为占的条目,一条说:“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另一条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1}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七夕故事,对于爱情和婚嫁而言,原本是凶多吉少的“下下签”,是抽不得的。

时下国人炒作七夕情人节概念,原因之一是为了和西方的情人节抗衡,用心可谓良苦,然而,把七夕当成情人节,可谓数典忘祖。本土意识为了回应外来冲击而“复兴”传统,却不得不参照外来文化而对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因此反倒使“传统”成了外来文化的拙劣模仿。其实,中国原本是有自己的情人节的,它和西方的圣瓦伦丁节一样,不在秋天,而在春天。在古代,包括春分、花朝、春社、清明、上巳等等在内的春天节日,除了其特有的与农事、祭祀有关的仪式内容之外,无一不是风情摇曳的爱情节日,且不说自古以来那些在春天节日上吟唱的诗篇中流露出来的无边风月,翻翻宋明话本、元人戏文,那些多情的才子佳人们几乎无一不是在清明上巳、踏青游春的游戏场上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说到底,万物盛开、摇荡性灵的春天才是滋生爱情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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